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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07-30 00:53:06　浏览次数：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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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6月30日电题：访浙江日军细菌战旧址：让参观者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痛楚

　　作者林波

　　在夏日蝉鸣中，带着暑气的热风掠过浙江义乌崇山村林山寺遗址的“不忘国耻”纪念碑，碑文在斑驳的树影中若隐若现。

　　每年11月18日，村民们总会聚集在村口的“劫波亭”，悼念一场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灾难——1942年，侵华日军在此地实施细菌战，将这座江南古村拖入人间炼狱。

　　近日，作者参加浙江省档案馆组织的“我在档案现场解密档案故事”活动，循着幸存者的口述、档案馆的墨痕与跨国诉讼的足迹，重返那个至暗时刻，触摸一段被鲜血浸透的集体记忆。

2025年5月，义乌崇山村“劫波亭”一景。　(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鼠疫肆虐：一个村庄的生死劫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日本感到战争资源严重不足，为了在军事上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日军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一项就是在浙江、江西等地进行“保号作战”，实验在实战条件下用飞机撒布各种传染病菌的有效方法，把细菌战作为施压的一个手段。

　　“(民国)二九年十月四日敌机在衢县水亭门上空投掷小麦乌麦粟米等物品，旋于该处各水池中发现印度蚤甚多，而第一例鼠疫病人即发生”……在浙江省档案馆，这份《航空委员会代电》档案，就记载了1940年10月4日，日军在衢州投放鼠疫跳蚤的经过。

　　1941年9月，日军七三一部队播撒鼠疫跳蚤引起的鼠疫，传播到义乌县城进而爆发，并于次年秋扩散到义乌江湾崇山村。

　　“两周间死亡达97人。”原义乌市档案局(馆)副局(馆)长王越是崇山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他说不到两个月内，崇山村400多人丧生，23户死绝，死亡人数占了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

　　“王焕章”“王基法”……在义乌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名单上，详细记录着崇山村因细菌战丧生的411人。这一个个名字背后，是411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是300多个家庭的破碎与悲痛。

　　他们本应在江南的烟火里安然度日，在崇山村的田野间劳作欢笑，可那无情的细菌战，如恶魔般吞噬了他们的生命，给宁静的村庄带来灭顶的灾难。这份名单，是血与泪的见证，是历史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痛印记。

　　崇山村村民王基木至今记得母亲临终的模样：“口渴难熬，浑身抽筋，不到两天就走了。”他的童年被妈妈、妹妹、表妹的接连离世撕碎，空荡荡的柴房里，只余下未燃尽的艾草香。

　　但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的“活体解剖”。为验证细菌战效果，医疗队以“救治”为名，将40多名患病村民骗至林山寺，进行活体解剖，将检出的鼠疫菌命名为“松山株”。

　　王越曾向父亲问起祖辈遭受细菌战劫难的事。他的父亲老泪纵横，哽咽地说，“那是一场人祸，家里的房子烧了，没处住，只能住到野外；你的大姑是被‘日本佬’骗去看病，死在林山寺”。

1942年6月3日的日本《朝日新闻》。　(浙江省档案馆供图)

　　焚村灭迹：火海中的真相挣扎

　　走进义乌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义乌)陈列馆，庄严肃穆，8600平方米的空间里，700余张历史照片、数千份档案资料，还原了这场反人类的罪行。

　　一张报纸上的照片引起了作者的注意。这是一张1942年6月3日的日本《朝日新闻》报纸。在这张报纸上刊发了这样一张图片——日军到义乌稠城清理消毒，以防疫为名将染病居民清走，便于部队驻扎。

　　“细菌战属于秘密战，这张新闻图片就是铁证，也是细菌战中国原告团去日本打官司的重要证据。”王越告诉作者，1942年11月18日，日军为了防止疫情影响自身安全，纵火焚烧了崇山村。大火烧了二天二夜，531间房屋化为灰烬，700余村民流离失所。

　　崇山村的悲剧只是冰山一角。细菌武器的危害远比想象的深远。

　　这场灾难如同瘟疫一般，迅速波及杭州、金华、衢州等8个市、约30个县。它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而是一直延续到了战后，给无数家庭带来了长期的痛苦和创伤。

　　在细菌战中幸存下来的人，不少人得了烂脚病，“烂脚”不断折磨着他们。

　　2014年8月13日，浙江省档案馆首次公布了包括《黄绍竑关于日军在金华投放细菌弹给蒋介石的密电》档案在内的13份抗战时期细菌战档案，其中8份是往来文件，5份是疫情报告，全部用原件的形式还原了历史真相。

　　这份沉重的卷宗被数百次调出借阅，泛黄的纸张、带缺口的边角、略显模糊的字迹，将血淋淋的历史原貌不加任何修饰地展现在后人面前。

《航空委员会代电》档案。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供图)

　　铭记与重生：遗址上的和平誓言

　　从1994年起，崇山村后人、学者王选等受害者代表踏上跨国诉讼之路。2019年，义乌市委、市政府在林山寺遗址旁建成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义乌)陈列馆，距崇山村不到一公里。

　　2024年6月，日本学者捐赠的近千件细菌战史料抵达义乌。文件夹上，“日中友好，日中不再战”，这简单的几个字，或许承载着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和平的渴望。

　　如今，在崇山村，“不忘国耻”碑文与新建的和平公园遥相呼应。

　　王越说：“遗址是历史的证人，它让参观者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痛楚。”

　　而今，64岁的王越仍常来陈列馆义务讲解，他指着馆内复原的“东京地方法院”场景说，“受害者家属要的不是赔偿，而是为亲人申冤”。(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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