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岢岚县东田庄镇

牟家窑村，东门村，建设路社区，西紫烟村，杨村，东风社区，洞子沟村，太达，穗香村向民村，集凤村，黑林子村，新联村，可程村临济村，龚家弯村，康乐社区。

故城县（慈林镇、奔都乡、罗店镇）、岵山镇、石井街道、田妥镇、果树示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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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6月19日电题：出土于贵州的东汉铜车马蕴藏怎样的文明交汇故事？

　　——专访贵州省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袁炜

　　记者蒲文思

　　在贵州省博物馆展厅中，一套由铜马、铜车组成的“东汉铜车马”静静陈列，颜色沉稳，构造精妙。它出土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屯镇的一座东汉墓葬，既是汉代社会制度的实物见证，也是中原青铜铸造、纺织等工艺向西南传播的例证，展现了两汉时期西南地区与中原王朝之间密切的文化联结。这辆东汉铜车马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文明交汇故事？贵州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袁炜近日接受“东西问”专访，对此做出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这辆东汉铜车马为何出土于贵州黔西南地区？

　　袁炜：贵州目前共出土了四件(套)汉代铜车马，都集中发现于黔西南州兴义、兴仁的汉墓中。贵州省博物馆展出的这辆东汉铜车马，1975年出土于兴义万屯8号汉墓。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夜郎并设犍为郡，贵州由此纳入中原王朝直接管辖。公元前111年牂(zāng)柯郡(又作“牂牁郡”)建立，夜郎侯入朝受赐为王；公元前27年，西汉平定夜郎。到东汉初年，牂柯江畔的黔西南地区已成为中原文化在云贵高原的中心，铜车马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于兴义、兴仁汉墓中，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体现。

贵州省博物馆展出的东汉铜车马(辎车)。蒲文思摄

　　就地理环境而言，云贵高原从云南中部往东至贵州西部的黔西南、毕节一带遍布夷平面，在夷平面内，地势落差相对较小，日照、降水、气温适宜人类居住，而兴义、兴仁等地喀斯特地貌中的坝子可作农田，适宜耕种，是古代贵州除安顺平坝外最适宜人居的区域，有利于汉代人口规模聚集，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多层次社会阶层形成，也就有了大型、精美的汉代墓葬。

　　记者：与其他地区出土的汉代车马器比较，这辆铜车马有何特点？反映了怎样的车马礼制？

　　袁炜：从形制看，这辆铜车马为分段铸造、装配而成。全马分为头、耳、颈等11段，除两耳外，其余9段皆为砂模空心铸造，装配接头为子母口，由17个销栓固定。铜马通高88厘米，昂首翘尾，左前肢提起，张嘴露齿作嘶鸣状。两耳直立，耳内涂朱，唇涂朱，上唇外残留涂金痕迹，面具涂金。马的缰辔及与车的连接绑缚，以宽0.4厘米的涂金薄铜片充当绳索，未发现衔。车的结构分为驾马、轮与轴、车厢与篷盖三部分。驾马包含衡、轭、曲辕；车轮12辐，辐长21.5厘米，宽1.4厘米，毂居其中，轮距40厘米，轴长60厘米；车厢呈竖长方形，车篷由厚度约1毫米的铜箔捶揲制成，车厢内还有纺织品痕迹残留。

　　这辆铜车马是目前东汉出土的铜车马中最完整、最精致的一辆，直观呈现了东汉时期辎车的形制，让后人能从三位一体角度，了解当时的车马样式和车马制度；结合其墓葬出土点位，可与《周礼·考工记》等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有助于考证汉代在贵州设置的郡治、县治地点。它的制作融合了翻模铸造、铜箔锻打、鎏金等工艺，有极高艺术价值，也展现了秦汉时期云贵地区青铜铸造工艺水平及发展成就。

　　从另一方面看，中原出土的两汉时期随葬车马器多为陶质和木质，而四川、贵州等地则采用青铜分段铸造后拼接组装。贵州出土的四件(套)汉代铜车马，除贵州省博物馆展示的这辆，另有一辆展于黔西南州博物馆，其余两辆残损严重还待修复。近年来，四川简阳也出土了一辆十分精美的铜车马，但可惜马头部位缺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展示有一辆驷驾铜车马。上述铜车马中，除贵州省博物馆这辆为辎车(有篷)造型，其余均为轺(yáo)车(无篷)造型。

贵州省博物馆东汉铜车马(辎车)细节展示。蒲文思摄

　　东汉末年成书的《释名》对轺车解释道：“轺车，轺，遥也，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即这是一种四面敞露的车。与之相对，唐代颜师古在为《汉书》作注时言，“辎、軿(píng)，衣车也。”可见辎车是一种四面遮蔽的车。传统观点认为男性乘坐无篷的轺车，女性乘坐有篷的辎车。因出土的汉代辎车极为罕见，所以弥足珍贵。

　　记者：在中华文明交流版图与西南丝绸之路交通网络中，贵州出土的东汉铜车马扮演着怎样的文明见证角色？

　　袁炜：秦汉中央王朝对贵州的开发，始终伴随着道路探索。秦代“常頞(àn)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就已采纳张骞建议，派人到夜郎、滇寻找从西南通往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可见，汉代贵州在西南地区扮演着重要交通节点的角色。

　　透过这辆铜车马可看出，当时的贵州已采用与中原相同的车马制度，从铜车马制作工艺看，其采用翻模铸造、铜箔锻打、鎏金等工艺，再从车厢、车棚处残留的纺织品痕迹看，都是中原青铜铸造、纺织等工艺技术向西南传播的明证；其制作成本高昂，体现了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和厚葬之风。可见两汉时期西南地区与中原王朝已有密切的文化联结。

　　东汉铜车马在贵州黔西南地区的出土，印证了这一时期当地道路已较为通畅，商贸往来频繁。由铜车马所在汉墓亦可窥见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文明互动，由四川往南经贵州西部兴仁、兴义等地，再往南由陆路可到广西合浦港，或沿牂柯江顺流而下到达广州港，泛舟出海，便可沟通起东南亚乃至更远。当时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贵州与外域已有文化交流和物品交换，在铜车马出土墓葬周边的汉墓中，还发现狮形琥珀、司南形琥珀饰品等，琥珀原产自缅甸或波罗的海，这也说明当时的贵州并非封闭地区，已是一个重要交通节点。

游客在贵州省博物馆参观东汉铜车马。蒲文思摄

　　记者：在“让文物活起来”的过程中，贵州省博物馆如何利用科技手段及文化创意，实现东汉铜车马的活化传承？

　　袁炜：近年来，中国“文博热”兴起。此过程中，博物馆不仅是休闲场所，更承担着重要的社会教育职能。

　　由于铜车马是拼接组装而成，且历经近2000年岁月，整体性质决定其不适宜拆解外展，但随着3D技术兴起，未来可对其进行3D数字采集，制作成缩小版文创产品，让观众带回家，甚至推向国外，展示中国悠久璀璨的历史文化。

　　目前，3D扫描技术已应用于文物保护和展览展示。例如在陈列铜车马的展位设置透明多媒体屏，其中的互动小游戏就运用了3D扫描及建模技术。今后，通过定期进行3D扫描，对比分析铜车马的变化，可科学制定文物保护方案。这些扫描数据还可用于文创生产，不仅能制作铜车马本体的文创产品，还能提取其元素开发衍生文创产品，真正实现“让文物活起来”。(完)

　　受访者简介：

袁炜。受访者供图

　　袁炜，历史学硕士。贵州省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员。在《西域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等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译有《波赫发掘——柬埔寨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第一译者)；主编《丝绸之路古钱币研究》(第二主编)；《贵博论丛》第三辑、第四辑(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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