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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服务的区域：蛟河市（下辖1个街道办事处、8个镇、5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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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县（下辖1个街道、3个镇、5个乡

市辖区（下辖8个街道、0个镇）

大吴村，华新，竹蔗寮村，柯胡村，张庄，韶光社区，东大原村，江苏省徐州市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山桥街道，刘官庄村李八寨村，都塘村村，瓦杨村村，金桥社区，河口村育儿村，胜利村，东段村

闽清县（新华路街道、乌伊岭镇、庆北办事处）、榆树街道、广安门内街道、花庄镇、大林镇）古汝卡村，张庄村村，农甫，文博社区，东大名，娘娘庙村，观岩社区，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沙圪塔镇，黄竹扒村双塘村，新英湾社区，皂安村，马旧，煤窑村康乐村，新国村，桃子村

　　昆明7月19日电题：河泊所遗址：解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叙事

　　记者韩帅南

　　“我们在河泊所遗址发现一条‘T’字道路，路旁分布着建筑区、水井等遗迹，根据道路指向找到了魏晋时期的城墙……”近日，在考古发掘现场，随着河泊所遗址项目组成员(现场发掘)谢霍敏的介绍，一座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城市鲜活了起来。

4月29日，考古工作者在河泊所遗址内开展工作。记者韩帅南摄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是商周至汉晋时期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这里既是古滇国的都邑，又是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地。该遗址的考古成果填补了西南边疆历史研究的空白，见证了边疆与中原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揭示了西南边疆从多元文化到国家一体的发展历程。

　　“滇王离难西南夷……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古滇国的存在，以及汉武帝在西南地区设置益州郡的历史。不足千字的史料，同时缺乏实物佐证，让神秘的古滇国是否真实存在，益州郡郡治到底位于何处，成为待解的千古谜题。

　　“1956年，‘滇王之印’金印在石寨山古墓群出土，证实古滇国真实存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河泊所遗址项目负责人蒋志龙说，但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滇”的聚落遗址一直未被找到。

7月15日，市民在云南省博物馆参观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瓦当。李嘉娴摄

　　在大批考古工作者的长期努力下，2021年以来，河泊所遗址东部发现汉晋时期城墙、壕沟、道路、大型高台建筑基址，出土筒瓦、板瓦、瓦当、砖等建筑材料70余吨。其中，有“益州”字样的铭文瓦当和“永元三年官当”纪年瓦当，成为益州郡城址确认的有力证据。

　　“在古代河道边缘的灰烬堆积中，出土2000多枚封泥，我们由此推测这里曾是集中销毁官方文书的场所。”谢霍敏说。

　　封泥是中国古代用于封缄简牍文书并加盖印章的泥团，在官方文书资料被焚烧时发生陶化，因此被保留下来。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中，大部分是官印封泥，包括“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刺史”“广汉太守章”“蜀郡太守章”等，证实史料中“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的记载。

　　蒋志龙解释，这些官印封泥的发现，说明汉王朝在古滇国故地设立益州郡后，仍保留滇国滇王称号及统治，并以“相”相辅进行地方治理的双重行政管理模式，体现中央政权边疆治理策略的灵活性。

　　值得一提的是，河泊所遗址还出土简牍5万余枚，其中有字简牍1.4万余枚，内容涉及文告、官方往来文书、司法文书、名籍、书信、典籍等，成为研究汉代边疆政区建制、职官制度、赋役制度、民族关系等问题的重要史料。

6月11日，工作人员在实验室清理出土的简牍。记者刘冉阳摄

　　“这些简牍上的文字让历史更加具象化。例如一片简牍记录着‘己丑滇池守令邪龙长武、守丞’，表明当时出现了一位名为武的官员从邪龙县到滇池县跨地区任职的情况。”河泊所遗址项目组成员(简牍保护)苏东晓介绍，这批简牍文书是西南地区迄今考古发现的最大一批汉代文字资料，对研究秦汉之际的边疆治理及国家化进程具有突出重大价值。

　　“河泊所遗址的发掘成果实证了西南边疆自古以来的国家认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叙事的成功典范。”蒋志龙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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