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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6月30日电 题：考古学者蒋志龙：躬身田野三十余载揭秘古滇国

　　作者 缪超 王胜嫔

　　夏至节气，云南昆明一夜暴雨，滇池南岸河泊所遗址被地下水浸泡。东方既白，蒋志龙打开抽水泵电闸，机器嗡嗡作响，水位逐渐下降，2000多年前古滇王国都邑再次重现。

　　年近花甲的蒋志龙是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为了印证揭秘司马迁笔下的“古滇国”，他带领团队躬身滇池流域田园，不懈奋斗三十余载。

　　蒋志龙出生于四川安岳，1983年考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在校期间，因为捡到了五铢钱和一些陶片，他对考古产生真正的兴趣，此后潜心学习新石器时期考古理论知识与方式方法。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蒋志龙进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开始埋头钻研云南已有的考古材料。通过对材料的分析，毅然把考古研究方向从之前学习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转到云贵高原青铜时代上，“我查阅云南青铜时代材料，试着写了几篇文章。”正是这几篇文章，让蒋志龙走进了古滇国历史的天空。

　　“……滇王离难西南夷……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司马迁曾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了一个在滇池之畔的地方政权——古滇国。但长久以来，由于史料缺失，这个神秘的王国是否存在一直被外界质疑。

　　1956年，考古人员在滇池东南岸的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出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及滇王金印，首次印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引发轰动。随后石寨山古墓群被盗，1996年蒋志龙被单位指派负责石寨山古墓群第5次抢救性发掘工作。

　　蒋志龙在发掘这些古墓的档口，脑海中时常萦绕着一个问题：这些人活着的时候，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

　　“探究一个古代社会，是对墓葬、聚落等要素的全方位发掘研究。”蒋志龙说，因此要证明一个“古国”的存在，除了墓葬，还需有城池、大型建筑、村庄、聚落和生活痕迹予以佐证。

　　此后，他便潜心投入寻找古滇国聚落的工作之中。

　　2008年，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合作，在滇池盆地发现了70多个滇文化和汉文化遗址。2014年，在前期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启动了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考古工作，主要目的就是寻找石寨山文化(俗称“滇文化”)的聚落。

　　著名的《大观楼长联》写道：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蒋志龙和团队据此认为，聚落可能处在山顶或山腰。但他们寻遍滇池南岸山丘却一无所获，“我吃不好睡不好，高血压、冠心病都是那两年里搞出来的，压力非常大。”

　　重压之下，他们请来国内专家对滇池南岸进行古环境研究，通过对滇池沉积物的系统分析并结合考古钻探，发现石寨山遗址周围坝区的地下曾是水域与台地交错，最终他们的目光锁定距离石寨山遗址仅700米的河泊所。

　　“历史上，滇池水位是不断变化的。”蒋志龙团队此后咬定青山不放松，2018年至2019年在河泊所遗址发现大量瓮棺和柱坑类等遗迹，特别是出土了滇国相印封泥等重要文物；自2022年以来，发掘包括益州太守及益州郡所辖县官印封泥在内的大量汉代封泥和简牍，并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和宽阔道路等遗迹现象。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从“滇王之印”到“滇”的聚落、“滇国”都邑，那个传说中古滇国的模样也逐渐清晰起来。

　　“滇国相印”等大量封泥的出土，不仅与早先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相互印证，不仅证实了古滇国的真实存在，还表明汉武帝在古滇国设立了“滇相”，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系。出土简牍5万余枚，其中有字简牍1.4万余枚，内容涉及文告、官方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邮传、物资出入、家庭财产申报、书信、典籍等，是研究汉代边疆政区建制、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关系和交通状况等问题的“档案库”。

　　考古学界认为，河泊所遗址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在于：首先，构建起滇池盆地完整的青铜文化的年代序列。其次，初步确认了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再者，实证西汉王朝对云南地区的有效治理，提供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发展过程的云南模式。

　　今年4月，中国国家文物局揭晓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结果，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凭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学术价值成功入选。

　　“坚持下去不一定有成果，但不坚持肯定没有成果。”考古是一项枯燥艰苦的工作，需要运气，更需要坚持。来到退休年纪的蒋志龙依旧在坚持，他和团队正在思考如何利用好发掘成果，让文物“活”起来，更好地为公众还原和展示古滇国的生活。“比如，古滇国的人是怎么吃饭的、怎么生活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