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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7月22日电 题：中国大一统格局缘何与礼乐传承息息相关？

　　——专访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吴飞

　　记者 邢利宇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每个时代、每个场合中，每个人如何恰当行礼皆有一定之规，巨细靡遗的礼制体现着中华传统礼乐文明的动态之美。

　　“我们今天对礼乐之美的继承并不是对具体礼制的继承，而是对礼乐精神的继承。”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吴飞在《礼乐传统中的大一统》一文中提出，礼所体现的是文明、善意以及和平，这正是“大一统”理念的核心所在。

　　为何中华文明传统以礼作为大一统的标准？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形成，缘何与礼乐精神的传承息息相关？在研究礼乐传统与大一统关系时，如何避免狭隘民族主义？吴飞教授就相关话题接受“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为何中华文明传统以礼作为大一统的标准？

　　吴飞：中华文明传统以礼作为大一统的标准，是一个相当有弹性的区分标准。所谓“礼以义起”“礼，时为大”，礼是以尊重自然、尊重历史为前提的一套秩序，其具体规定随时代不同而改变和调整。

　　以夷夏之辨为例。韩愈在《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意指只要符合礼乐文明的标准，不论民族与宗教信仰，都被视为中国的文明人，否则即便血缘上是中国人，但行事非礼，则视为夷狄。

　　这一原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都有体现。以唐朝为例，唐朝皇室有鲜卑族血统，其所开创的大唐盛世，向来被视为中华文明历史上的顶峰之一。辽、金、元、清等不仅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还往往具有宗教信仰的复杂性，但都融入了中国大一统体系。对于大一统的体系而言，民族、宗教都不是问题。

　　这种大一统，不能理解为简单的汉化。无论是元朝的蒙古族，还是清朝的满族，在接受传统礼乐制度的同时，也有意保留了民族特色，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作出贡献。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西夏陵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见证，也是多民族共同缔造中华礼乐文明的实例。

　　记者：从礼乐传统的时空内涵看，每朝更替先制定本朝礼乐制度的传统，从哪些方面体现了每朝每代统治的“大一统”格局？

　　吴飞：古代礼制分为吉、宾、嘉、军、凶五礼。吉礼中，首要的是祭天礼，它是天人关系的落实，是一个王朝合法性的体现。因此，每朝更替之时，都要制订自己的历法，以及相应的郊天礼模式。《春秋公羊传》中“大一统”一词的本义，指的是“张大最重要的历法”。

　　具体来说，一方面是“通三统”，即尊重前朝历史，另一方面是前朝历史不能干扰现实秩序，即“大一统”。比如夏、商朝、周三代有各自历法，周尊重夏、商的历法，与自身历法“通”为“三统”，但王朝内不能并行三种历法，而要以周的历法为唯一官方历法，这就是“大一统”。

　　可见，大一统是为自己确定一个历史定位，郊天礼也正是这种定位的结果。按照汉代经师的解释，周是木德，所以郊天要祭祀东方青帝，同时有以春季为重的历法，因为东方青色对应于春；秦自认为是水德，对应于冬，因此以十月为岁首；汉是火德，郊天要祭祀南方赤帝，同时有以夏季为重的历法，因为南方赤色对应于夏。以后的朝代慢慢不再完全接受这些具体的理解，但都有自己的时空定位，并通过历法、郊天礼和本朝的一些特色制度展现。隋、唐、明、清等朝代举行郊天礼的天坛，都有助于今人理解礼乐文明体系的演变。

　　记者：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在哪些方面与礼乐精神的传承相关？

　　吴飞：礼乐传统是非常有弹性的，特别反对教条化。可以通过乐来反观礼。以中西音乐为例，西方音乐，一位作曲家创作出一首曲子，此曲则为其作品，后人见其曲谱，便可拿来演奏，但此曲不属于演奏者之作品，若演奏与谱子不同就是错了。中国音乐不是这样的，古人的工尺谱并不能演奏，因为它只是对一首曲子走向的大致描述，后人必须根据自己的理解打谱，才能把曲子演奏出来。这个曲子很难说是最初写谱的那个人的作品，后面每个演奏者要再创作。

　　礼也如此，今天的人读“三礼”，可能会觉得非常繁复，这是因为时代太遥远，读起来有障碍，不容易理解。《仪礼》中规定的一种礼，比如《士昏礼》，共3000字左右。有现代学者试图按照《仪礼》中的流程把这些礼表演下来，结果发现其中很多细节是根本没有规定的，所规定的只是一些必要的环节和原则。《礼记·大传》中说：“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那些具体的细节，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可变的只是一些原则。我们今天继承礼乐文明，就应该了解这些原则，即礼乐文明的基本精神。正是靠着这些原则，中国才会形成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格局。

　　记者：在谈到反对礼学研究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时，您曾说，“甚至有些更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对清代的成就一概否定，俨然一副反清复明的姿态，以为凡是清代的礼仪都不可用。”在研究礼乐传统与大一统的关系时，如何避免类似的狭隘民族主义？

　　吴飞：狭隘民族主义是今天谈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时特别容易陷入的一种偏见，也违背礼乐文明基本精神。礼乐文明，是文明传承中用来理解自然、历史、政治、社会的一种方式，不能把它理解成仅仅一种民族特色或标记。各民族对于中国大一统的礼乐文明的形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周礼》中的政治制度落实为六部制度，是在鲜卑族政权北周实现的；今天仍沿用的行省制度，是在元朝建立的；今天中国的民族和疆域格局，则是在清朝形成的。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礼制。正因有了礼乐传统，中华文明才通达知变，不固执，不教条，存在发展的可能性和创造力，这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如果以狭隘民族主义的方式面对这些遗产，就与礼乐文明背道而驰了。(完)

　　受访者简介：

　　吴飞，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比较哲学、礼学、经学、基督教哲学、宗教人类学。著有《麦芒上的圣言》《浮生取义》《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人伦的“解体”》《礼以义起》《生命的深度：〈三体〉的哲学解读》等。译有《上帝之城：驳异教徒》《苏格拉底的申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