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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7月5日电 题：中国发现30万年前东亚最早木器意味着什么？

　　——专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记者 孙自法

　　中国西南甘棠箐遗址发现30万年前、已知东亚最早木器的研究论文，北京时间7月4日凌晨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线发表，这项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旧石器时代木器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研究成果，备受关注。

　　30万年前的木器是如何发现、测年及保存下来的？如何确定这些木器是古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与非洲、欧洲等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木器相比，这些木器有哪些特点？这项发现有何研究价值与学术意义？作为甘棠箐遗址多学科团队组织者，论文第一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代表甘棠箐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团队，接受“东西问”专访，围绕这些议题科普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甘棠箐遗址是处什么样的遗址？其30万年前木器是怎么发现和测年的？

　　高星：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坐落于抚仙湖南约5公里一处坡地上，海拔1836米。该遗址发现于1984年，1989年做过首次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2014年-2015年和2018年-2019年两个野外考古季被再次发掘，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动物化石、木质材料、植物种子。

　　本次发表论文的研究材料来自甘棠箐遗址新近两次考古发掘，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当属出土35件保存完好、年代为距今约30万年的木器，是目前东亚地区最早的木器，其痕迹清楚、特点鲜明，主要功能是挖掘可食性植物根茎，可称作“挖掘棒”。这35件木器的树种来源主要为松属，约占70%，另有约3%的树种为壳斗科植物，其余木器为阔叶材树种。

　　在甘棠箐遗址，与木器伴生的文化遗存包括大量石制品、骨角器、动物化石、植物遗存，其成组出现的同类工具在世界范围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非常罕见。

　　测年是考古学的基础性工作，研究团队采用古生物地层学、古地磁学、光释光、电子自旋共振方法等多种测年手段，获得甘棠箐遗址的形成年代范围为距今20万年-35万年，进一步结合地层关系建立可靠的年龄框架模型显示，该遗址含石器与木器的地层年代跨度为36万年-30万年至29万年-25万年之间，由此确认木器年代为30万年前。

　　记者：30万年前的这些木器，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高星：植物材料很容易腐烂降解，不易形成化石变成考古标本，因此30万年前木器等大量植物遗存能被完好保存下来，这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十分罕见，而论证其年代的古老性和埋藏条件及古人类生存的环境背景成为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

　　研究团队通过大型植物化石、孢粉数据、湿生植物、大型哺乳动物和小型哺乳动物及龟类、鸟类等遗存，开展多学科综合分析表明，甘棠箐古人群生活在温暖潮湿的热带、亚热带环境下，周围水草丰沛，林木茂盛，动物种类繁多，是一块理想的古人类栖居地。

　　通过地貌、地层和埋藏学的多指标分析，研究团队认为，甘棠箐遗址位置与环境特殊，人类活动时期形成的沉积物主要为河湖相堆积，是古抚仙湖湖岸河湖相沉积的结果。遗址在饱水、稳定的环境和快速埋藏的条件下保存了大量有机质材料。木器等有机物被埋藏在富含有机质的潮湿黏土地层中，缺氧环境则造就木器及其他有机质材料得天独厚的保存条件。

　　记者：怎样确定这些木器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

　　高星：甘棠箐遗址出土近千件木质材料中，35件被鉴定为人工加工的木器。这些木制工具形态多样，其中32件在尖端/刃部/底端有明确的人工修理痕迹，被加工出可以用于挖掘的尖端。其中，2件为需双手持握的大型挖掘棒；4件具有独特的钩状尖刃，可能用于切断植物根系；其余则为可单手持握的小型挖掘工具。

　　为论证这些木器的人工属性及其特定功能，研究团队展开痕迹分析、残留物分析和实验模拟等专项研究。肉眼观测和在显微镜下的微痕分析表明，这些痕迹出现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性，是确凿的人类加工与使用的证据。

　　多数木器的尖端保留土壤残留物，进一步证明这些木器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可食性的地下植物根茎。刃部抛光条痕、断裂磨损和粘连的土壤及植物残留物等，证实该批木器工具被高强度使用过。

　　研究团队还开展针对性模拟实验，进一步论证这类木器能被旧石器时代人类用简单的石器加工制作并具有挖掘的功能。

　　记者：甘棠箐遗址发掘研究团队的构成是怎样的？该遗址木器与旧石器时代非洲、欧洲等地木器相比有何特色？

　　高星：甘棠箐遗址发掘研究团队由中外多家科研单位的专业人员组成，开展综合性、多学科、跨平台的合作研究。其中，论文第一作者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刘建辉，本人和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理学院李波教授为通讯作者。

　　团队成员还包括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理工大学、香港大学、云南大学，以及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等众多科研人员。

　　研究团队对比分析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木器在非洲、欧洲等此前虽已有所发现，但甘棠箐木器与英国克拉克顿、德国舍宁根、赞比亚卡兰博瀑布等遗址木器不同，保存完整，功能明确。

　　相较于欧洲、非洲遗址出土的木器，甘棠箐的木质工具种类更丰富，尤以小型单手持握的木器为主，反映出生活在此地的古人类群在木材选择、功能性刃部预制方面具有前瞻性和计划性，能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制作不同形态的工具。

　　本次研究还揭示在与欧非不同的环境背景下，东亚古人类独特的适应策略和生存方式：甘棠箐早期人类在亚热带环境中以植物资源为重要食物对象，而在欧洲舍宁根等北温带环境中，对大型哺乳动物的狩猎则明显占据主导地位。这揭示出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以及东亚古人类因地制宜、灵活变通的适应生存策略。

　　此外，石器是旧石器时代人类主要的技术与文化信息载体，相较于欧亚大陆西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石器注重修型与规范化趋势，以甘棠箐为代表的东亚古人类则更注重对石器刃口的修理，这应该是东亚古人类在面对相对劣质的石器原料时采用的简便务实的应对方式，也体现出旧石器时代人类技术与文化的多样性。

　　记者：甘棠箐遗址出土30万年前木器意味着什么？有何研究价值与学术意义？

　　高星：甘棠箐遗址出土的数十件木器是一项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不仅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木制品研究的空白，同时对探讨木器的起源、加工技术、功能、演化发展过程具有重大意义。

　　这批木器加工与使用痕迹清楚，用于对植物食材挖掘的功能特点明确，对于认识东亚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文化与技术特点和认知、适应生存能力与方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30万年前甘棠箐成组木器的出土，证明东亚远古人类确实制作和使用过木器，木器在人类的生存活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甘棠箐所出土的挖掘工具大大拓宽了人们对早期木器加工技术和使用功能的了解，也使学术界流传的“东亚竹木器假说”得到强有力支持。

　　甘棠箐遗址保存的木器等大量植物遗存，首次揭示古人类广谱型的植物食材；首次提供古人类运用木质工具挖掘利用地下植物根茎等食物资源的可靠证据。

　　本项研究既充分展现古人类生产、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还多方面改写了学术界对于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能力与方式、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特点及其成因的认识。(完)

　　受访者简介：

　　高星，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名誉主席，国际史前与原史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周口店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等职。目前担任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与遗传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史前考古》主编、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以及西北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人类起源、演化和旧石器时代技术与文化，已发表重要研究及科普论著300余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