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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6月18日电 题：为何说苏峪口瓷窑址改写中国陶瓷技术史？
——专访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元明清考古研究室主任柴平平
记者 杨迪
苏峪口瓷窑址是西夏烧造白瓷的主要窑场，也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瓷窑址首次揭示出宋、元时期单个完整窑场的规模、构成及工艺流程，对于中国同一时期窑场的重建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苏峪口瓷窑址先进的瓷器烧造技艺从何而来？为何说苏峪口瓷窑址改写了中国陶瓷技术的历史？苏峪口瓷窑址如何反映两宋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近日，“东西问”专访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元明清考古研究室(基建考古室)主任、副研究馆员柴平平，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苏峪口瓷窑址是如何被发现和发掘的？
柴平平：苏峪口瓷窑址位于今宁夏贺兰山东麓中段的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内约10公里处，东距银川市约40公里，系201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进行贺兰山东麓古代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时发现，地表残存窑炉13处，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
整个窑址区位于山坳处，大体呈梯形，南宽北窄。所在地势北高南低，两侧高、中间低，中间有一较大冲沟，窑炉位于冲沟两侧的坡地上，大部分窑炉残存部分窑壁。窑址西南距拜寺口西夏寺院约15公里、距西夏陵约40公里。
2021年至2024年，为探索西北地区精细白瓷生产的窑业面貌、探寻西夏陵等出土细白瓷产地相关学术问题，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复旦大学对Y1—Y6的6座窑炉进行正式发掘，发掘面积2400平方米，出土大量全新的高质量精细白瓷产品与各类窑具等，并在窑场周围发现开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与燃料的矿坑遗迹。
记者：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瓷器有何特点？其如何被确定为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
柴平平：苏峪口瓷窑址出土遗物数量较多，可分为瓷器、制瓷工具、窑具、金属钱币等几大类，另有少量铁器和陶器。
其中，瓷器产品以精细白瓷为大宗。其胎质洁白、釉色温润，有的白中微泛青，施釉均匀，玻璃质感和透光性较强；素面为主，常见花口与瓜棱等简单装饰。依用途可分为日常生活用瓷与建筑构件等，日常生活用瓷以碗、盘、盏、碟等为主，亦有花口瓶、梅瓶、玉壶春瓶、执壶、罐等大型的复杂造型器物，此外还有少量佛像与纺轮；建筑构件主要为白瓷板瓦、瓷质鸱吻残块等。
窑具有匣钵、支烧具、垫具、火照等，匣钵整体呈圆筒状，近底腹壁有三个圆形穿孔且有较多捺窝。白色或灰白色胎，胎质较细腻，胎中含少量石英砂，口沿有釉，外壁多有窑汗。少量匣钵外壁有戳印“官”字。
制瓷工具包括原材料加工工具和坯件成型工具。原材料加工工具有石臼、石杵、研磨棒及石锤等；坯件成型工具有轴顶碗、荡箍等。
苏峪口瓷窑址烧造的产品与西夏陵、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离宫、寺庙等遗址出土的精细白瓷及白瓷板瓦等建筑构件基本一致，而且多件匣钵上戳“官”字款，可确定是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属于西夏官窑。
记者：苏峪口瓷窑址独特而高超的窑业技术从何而来？为何称其改写了中国陶瓷技术的历史？
柴平平：苏峪口瓷窑址的马蹄形窑炉为中国北方地区传统的窑炉类型，是具有北方地区黄河流域技术文化特征的窑业工具。此种窑炉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在宋代完成了改造，出现了窑箅和排渣坑，采用煤炭作为燃料，窑炉多用条砖砌筑。苏峪口瓷窑址的窑炉在形制上采用北方地区宋代流行的窑炉类型，但在砌筑窑炉的材料上以条石建造，未用北方地区流行的条砖，这是当时窑工在新的环境下就地取材的一种创新。
苏峪口瓷窑址的器物均使用匣钵正烧，碗盘类等器物在匣钵内多件涩圈叠烧，瓶、罐类等器物单件装烧。涩圈叠烧技术始于五代时期的定窑，是两宋时期北方窑场的主要装烧技术。北方各窑在叠烧时，有的会在涩圈内铺一层细沙等以使瓷坯之间分隔，但苏峪口瓷窑的碗、盘、碟等涩圈叠烧器物均在涩圈上直接叠烧，将这一技术发挥到极致。
苏峪口瓷窑址首次发现了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区大规模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窑址中器物装烧工具为直筒型瓷质匣钵，高矮不一，胎质较粗，但胎色洁白，夹石英颗粒，口沿处涂釉一圈。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的越窑，北方窑场使用较少，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匣钵均用釉封口，反映了其技术来源的复杂性和对瓷器质量的高要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峪口瓷窑址出土器物使用了瓷胎中添加石英(脉石英)以改变瓷胎性状、结构的“二元配方”技术，这在两宋时期全国窑场中系首次发现，在中国的窑业技术上独树一帜，将中国瓷胎“二元配方”技术从元代提前到西夏。“二元配方”技术使瓷器质地更坚硬，降低了熔点，减少了变形和开裂的风险，烧制出的瓷器表面更润泽。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瓷器中，石英含量及性能参数接近或达到现代“高石英瓷”的技术标准，是中国“高石英瓷”的最早发现。
记者：苏峪口瓷窑址如何反映两宋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为何说它是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有力见证？
柴平平：苏峪口瓷窑址作为西夏官窑，与宋、辽、金时期的官窑比较接近，说明北宋、辽、西夏、金都有服务于宫廷的窑场，而且西夏官窑与宋、辽官窑在产品面貌、生产技术方面的交流以及管理制度的趋同等，反映了不同政治区域内的文化交流是趋向统一的，是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在瓷业生产上的表现。
苏峪口瓷窑址的考古成果以全新的材料助推了陶瓷考古的发展，并从瓷业生产的角度阐释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实证了两宋时期民族融合、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辽、宋、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自身的发展和文化交流、文化与管理制度的趋同，为元、明、清时期的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苏峪口窑场的出土资料对研究这一时段的历史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价值。(完)
受访者简介：
柴平平，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硕士，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元明清考古研究室(基建考古室)主任，副研究馆员，主攻宋元考古和陶瓷考古研究。参与的苏峪口瓷窑址考古项目获评“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在核心期刊《考古》《文物》《考古与文物》等发表相关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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