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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做哲学的方式来看，除了有历史的哲学和有哲学的历史之外，还可以注意到冯契先生在探索过程中，具有一种开放的视野。现在一般都肯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应当加以沟通，但较少看到这方面实际的成效，冯契先生可以说是以实践的方式从事了这样一种融通工作。从他的治学渊源看，冯契先生最初从学于清华大学的金岳霖先生，金岳霖首先受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训练，这一点也在冯契先生那里也留下了深刻印记。除了清华学派的影响之外，冯契先生还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下过很大功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同于教科书的观念。在中国哲学领域，也进行了独特的探索，并有《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种中国哲学著作面世。就此而言，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沟通，体现了冯契先生身体力行的治学历程。

从世界哲学的角度看，对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命题，等等，都需要基于新的理论的建树，通过理论的视野进行解释，使之获得一般的意义，可以在哲学共同体中加以讨论：不仅中国人可以理解，而且世界范围之内也能为其他哲学系统所认识，在共同体中能够彼此讨论，并进一步参与百家争鸣。冯契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提出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是以自己对中国哲学这样的深入理解、给予中国哲学普遍意义的解释为前提的，这既是让中国哲学参与世界哲学，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方面。如前所言，冯契先生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是注重于历史和理论，而且着眼于哲学新的发展。确实，中国哲学一方面应通过新的诠释来获得现代形态，另一方面也需要在传统和西方哲学的多元背景之下来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应在进入世界哲学、参加世界的百家争鸣中发展自身，对于中国哲学的这样一种工作，冯契先生是非常自觉，也十分注重的。

我以前曾提及，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出现了至少两个重要的哲学思想体系，一个是李泽厚的思想系统，一个则是冯契的思想形态，两者有不同特点，李泽厚以一种诗人直觉，提出了不少洞见和思想火花；冯契先生的体系则是以逻辑严密作为特点，注重形式层面的论证。现在一般都好谈新儒家，其实，如果将眼光放广一点，便可以注意到，中国大陆哲学并不是没有建树，至少在冯契、李泽厚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所建构的新形态，这种形态同样具有世界意义：它们本身既可以在世界哲学的范围之内理解中国古典哲学，也展现出世界哲学背景之下的哲学意义。广而言之，世界哲学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一方面，它能够为所有共同体中的成员所理解，这里体现的是哲学的一般性、统一性；另一方面，每一种哲学它都有自身的个性特点。冯契先生的特点就在于，在展现世界视域的同时，凸显了中国哲学的特点：可以说，中国哲学的背景赋予它以个性特点。

冯契先生哲学研究的重要之点，还在于他关注哲学和时代或现实的关系。在哲学史考察中，冯契乃是基于现实或时代的问题来回顾过去的历史，在其对近代哲学史发展的分梳中，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对以往哲学中的一些理解，包括金岳霖的观点，冯契先生都做了自觉的反思，对人的自由等价值问题，也做了很多考察。人的自由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做了很多的解读，冯契先生从他的视野出发，从中西资源背景上，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并要求我们警惕经学独断论的消极影响、以平民化的人格扬弃成圣的单一追求，等等，这种研究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从哲学层面来回应现实的问题。从大的方面来看，这里也体现了时代的关注和哲学的思考之间的统一，就如何从事哲学思考的意义而言，其中也包含对“流”和“源”互融的关注。从“做哲学”的角度看，前面提到中西哲学的关系、参与世界哲学的百家争鸣等等，都属于哲学之“流”；对于现实时代问题的关注，则体现了哲学之“源”。冯先生既注重哲学之“流”，也关注哲学之“源”，可以说，将“源”和“流”统一起来，也构成了其智慧说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