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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衢州7月23日电(蓝伊旎 李珂)暑气蒸腾，连绵的茶山在骄阳下更显苍翠。在浙江衢州江山保安乡，觉农茶馆内，新沏的绿牡丹茶汤清亮、芽叶舒展，茶香沁人心脾。

　　那是一缕希望之香，映照出一位茶人的赤子情怀——八十余年前，在民族存亡之际，被誉为“当代茶圣”的民建先贤吴觉农曾以茶为戈燃起自救的星火；战火与硝烟中，他更是以毕生心血守护着中国茶业的命脉，开拓了中国现代茶叶研究的道路。

　　战时建场：一缕茶香穿越硝烟

　　早在风雨飘摇、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吴觉农就踏上过三衢大地。

　　彼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从前线战士到后方的生产工作者，都以战斗姿态投身抗日救国——茶叶，在当时正是一种特殊的“武器”。

　　全面抗战期间，吴觉农努力开拓茶叶对外贸易，并通过茶叶与苏联换取抗战急需的装备武器。到1939年，华茶跃居全国出口商品第一位，不仅超额履行对苏易货合约，还向西方国家换回一定数额外汇，为支援抗日贡献良多。

　　然而，局势的恶化很快打断了这一良好势头。随着战线内移，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茶区相继遭到破坏，茶叶出口困难重重。

　　在此情形下，暂处抗战后方的衢州万川成为吴觉农心中理想的“中转站”：其毗邻四省的地理优势既有利于发动茶农开展茶园更新，增产支援抗战，又可吸纳被侵占区积压的大量茶叶，帮助茶农谋生。

　　此时的衢州因日军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鼠疫肆虐、许多百姓暴病身亡。尽管面临着炮火与瘟疫的双重威胁，爱国与爱民的拳拳赤子心仍然促使吴觉农一行踏上了征程。1941年春，他从重庆带来的茶叶科技人员，与此前赴万川的安徽茶界同仁汇合。

　　在烽火连天中，东南茶叶改良总场宣告建成，一座汇集科研、生产、贸易于一体的战时茶场崛起，从这里飘出的茶香为抗战输送了一份独特而坚实的力量。

　　茶为国用：用科研撑起茶业脊梁

　　东南茶叶改良总场成立不久，吴觉农担起场长重任。在他的推动下，茶场迅速运转，科研、制茶、调运三线并行。

　　茶场先后组建若干工作小组，分赴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茶区，开展茶树更新运动，保护并恢复茶叶生产基地；又通过中茶公司向国家银行贷款，收购茶农手中滞销旧茶，以保证农户利益；同时组织茶叶出口，继续换取更多外汇与抗战物资。

　　战争时期，纸张、油墨等物资尤为稀缺，但为保持各地茶区信息互通，茶场克服种种困难，自费印制了《万川通讯》，记录了病虫害防治、制茶工艺改进、出口渠道考察等要点，成为中国最早的茶叶专业刊物之一。

　　就这样，春去秋来炒茶忙。东南茶叶改良总场顶着硝烟沟通联络几大茶区，不仅为中国茶业复兴培养了一批拥有较高水平的茶叶专业技术人才，也为战火中处于奄奄一息的中国茶业保存了希望的火种。

　　1941年秋，吴觉农再度由重庆到万川，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东南茶叶改良总场获准改为中国茶叶研究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茶叶科研机构。

　　在吴觉农的带领下，研究所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很快聚集起一批国内著名茶学、农学专家，茶树栽培、土壤肥料、茶叶制造等多部门相继成立，为中国茶业的发展奠定了科研基础。

　　“茶业工作者，既然献身茶业，就应该以身许茶，视茶业为第二生命。”吴觉农说，在最艰难的时期，正是这种信念时刻支撑着他。

　　转战武夷：延续茶业火种

　　好景不长。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海上通道断绝，中国茶叶出口急剧萎缩；1942年，衢州因接应美军“杜立特行动”轰炸机而成为日军重点打击目标，中国茶叶研究所再次陷入险境。

　　吴觉农敏锐预判局势，毅然决定将研究所整体迁至福建崇安，对人员、仪器、文献实施分批转移。随后，日军发动“浙赣战役”，研究所旧址多处被毁，所幸人员与资料已先一步撤离，得以幸存。

　　在武夷山麓，中国茶叶研究所重新扎根，继续进行茶树栽培、制茶改良等科研工作。彼时，出口茶叶的道路近乎断绝，研究所从以换取外汇装备为主要目标，转向招收培养大批茶叶专家，栽培、制作、调查各茶区名枞，绝不让中国茶业的星星火种在战争中熄灭。

　　据统计，1942年至1944年间，研究所动员经费逾300万元，维护东南各省茶园逾10万亩，更新茶树逾1000万丛，为战后茶业重建保留了根基。其间，研究人员仍冒险将武夷茶翻山越岭运往苏联，换回急需的战斗机，持续支援前线作战。

　　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战后，吴觉农继续投身茶学教育与产业振兴，推动中国茶文化与产业发展走向新篇。

　　“我的一生中，最关心的是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中国茶业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茶叶发展了，中国茶文化也会兴旺起来。”吴觉农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信条。

　　八十年后，衢州万川满目新颜，茶香依旧。衢州江山保安乡以“觉农”命名，修建觉农茶馆，在缅怀先贤的同时，传播茶文化、助力乡村振兴，让茶人精神在文化的传承与新时代的实践中如茶树新芽般生生不息。(完)